指引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体系，是这个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治国理政经验的理论升华，理应符合自身实际、具有自身特色，基于独立自主的精神和实践。坚持独立自主精神，是增强中国理论自觉自信的基础与前提。

　　冷战结束20多年后，西方因过度信奉其战胜对手的新自由主义而深陷危机之中。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，其根源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府监管作用被架空，金融寡头绑架了国家。这给我们的启示是：美国赢得冷战与其说是因为自己的强大，不如说是因为苏联犯了颠覆性错误，即全盘接受了对手的理论，并在“民主化”中全盘移植西方政治制度，结果不但导致苏共垮台、苏联解体，而且导致经济衰退、民生凋敝。

　　历史的真相是，在上个世纪70年代，东西方阵营同时出现了危机，而西方因石油危机、越战、社会抗争运动陷入危机的程度更为严重。这在思想文化领域有突出反映：当时，国际智库“三边委员会”委托亨廷顿等人写下了《民主的危机》一书，认为西方出现了“民主的统治能力”问题；达尔出版了《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》一书，认定西式民主已危机重重。但是，西方政治家硬是以认祖归宗的方式暂时纾解了困局，即以新自由主义扩张资本权利，克服20世纪60年代大众民主带来的危机。而苏联则追随对手的思维逻辑，按西方的药方治病，结果一命呜呼。西方的药方不但搞垮了苏联，也使很多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。历史实践验证了一个常识：西方制度的核心是党争民主，而发展中国家在社会结构、文化、宗教上与西方都处于异质化状态时，党争民主的结果必然是劣质民主、无效民主。

　　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理论始终坚持独立建构的主体性。中国在与世界文明对话中吸收了西方的一些有益成果，但中国理论的主体性始终如一，那就是始终坚持人民民主的政治发展方向，坚持民主集中制，坚持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应有的作用，等等。这些既是中国理论的基本理念，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。然而，一段时间以来，一些人总是习惯于以西方的概念、范畴、方法来观察中国，认为中国理论不符合西方的教科书，因而是错误的。这真是“知识违反常识”的谬论。

　　事实证明，只有坚持独立自主，才有理论自信；只有具备理论自信，才有发展自信。回顾历史，延安时期我们党的理论成熟为新中国成立做好了理论准备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。现在，我国发展到了总结新成果的新阶段。经过努力，我们自信能建构自己的理论和话语体系。中国的成功不但源于我们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制度，还源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演化而成、一以贯之的文明基因。在国民特性即民族、语言、文化和政治思想上，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文明像中华文明这样一脉相承，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大国像中国这样在饱经磨难后能再度复兴。近代中国在经历百年危机之后诞生了新中国，目前新中国前所未有地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。超大规模国家的复兴需要与之匹配的科学理论，这种科学理论不可能是“拿来”的、自发的，而只能是自主、有为的产物。建构科学理论，自信是前提，有为是保障。（杨光斌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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